自現(xiàn)代大學誕生始，它就成為了一個民族和國家所達到的文明程度的一個精神性象征，與國家的制度性因素結合在一起，被賦予了教育以“富國強兵”的歷史使命。它是一個文化性產(chǎn)物，但是它巨大的力量散發(fā)出去，就產(chǎn)生了一系列的社會性、物質性效應。
　　大學精神與大學的社會性功能
　　現(xiàn)代大學誕生的標志———1810年洪堡組建柏林大學，是德國人努力用精神力量來補償物質損失的一個結果；1806年拿破侖擊敗普魯士，并逼迫普魯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和約，同時關閉了耶拿和哈勒大學。這一戰(zhàn)敗國命運強烈刺激了德國思想家費希特,他在普魯士科學院發(fā)表“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講，大聲疾呼德國只有靠文化與教育的偉大復興才能真正自立。隨后洪堡受命組建柏林大學，全力推動德國的文化教育復興。其后一個多世紀德國的大學處于繁盛期，被譽為“近代世界高等教育發(fā)展的頂峰”。德國在之后的半個多世紀就完成了國家的統(tǒng)一并成為歐洲鼎足之勢力，是與其一流的高等教育有關的。再讓我們跟隨歷史的視線回到1868年以后的東方，日本從瀕于淪為西方半殖民地的邊緣崛起為東方唯一的列強，也與日本明治維新期間重視教育的政策有關。明治天皇“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國之基礎”，把中國馬關賠款用于教育，方有日本“巨大的知識能量”的爆發(fā)，迅速完成其近代化過程，“崛起環(huán)島，稱霸東亞，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
　　可見，“大學之精神”，或曰“大學之理念”，實是被賦予了豐富的社會功能要求的。尤其自19世紀中葉以來，風雨飄搖的中華帝國在西方文明的頻頻沖擊之下，已搖搖欲覆，民族危機深深刺激中國優(yōu)秀精英，在探尋救國圖存的制度性道路時，文化危機意識也涌上他們的心頭。“教育救國”，創(chuàng)立開啟現(xiàn)代文明、支持國家富強之路的現(xiàn)代大學成為自此以來中國人長久追求的主題。
　　1915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胡適與亞丹教授晤談。亞丹問：“中國有大學乎？”胡適無言以對；亞丹說：“如國欲保留固有之文明而造新文明，非有國家的大學不可。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文學新知識皆無所附麗。國之先務，莫大于是……”他的這番話對胡適心中極大的觸動。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慨嘆：“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百萬方里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大國乎！”次日更奮筆曰：“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胡適一言至今仍振聾發(fā)聵。而早在戊戌政變前后康有為向光緒上《請開學校折》時就把他倡導創(chuàng)立的京師大學堂的基本辦學理念體現(xiàn)出來：“廣開學校，以養(yǎng)人才?！贝撕缶煷髮W堂正式更名為北京大學，學校當局就特別強調北大的辦學精神是“為國求學”。以此中國大學發(fā)端的歷史明言之，則謂“危機意識”下的產(chǎn)物。
　　1919年前后以北大引領的“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中第一次淋漓盡致的展示了“大學之精神”巨大的社會性輻射作用。1916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學，推行“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開啟了“科學”與“民主”為口號的大學精神，實為中國現(xiàn)代大學精神的創(chuàng)立。北京大學和“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創(chuàng)立和中華崛起訴求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從此，真正現(xiàn)代意義的大學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并在國家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這是從大學的功能上來理解大學之精神。這個角度的解讀有助于我們真正認識大學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的終極價值所在。引領社會文化的潮流、培育具有獨立和自由靈魂的知識性人才、代表社會對民族和國家的最后良心，是大學的基本目標。2007年5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同濟大學百年校慶的賀詞中說：“一個民族多一些經(jīng)常仰望天空的人，這個民族就大有希望；而一個民族總是看自己腳下的一點事情，那她很難有美好的未來?！笨偫淼陌l(fā)言可以理解為社會對于大學的普遍性期望，即教研相契、培育人才、成為文化潮流的引領者。是的，這就是大學之責任，也就是“大學精神”之真正內涵。思想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文化獨立才是國家真正的獨立，歷史賦予了大學這樣的責任，唯有這樣國家才能得到真正跨越性和可持續(xù)的發(fā)展。
　　大學需要大愛精神
    從大學基本構成要素的角度來解讀“大學精神”，最有名的一句屬于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之職的梅貽琦，他關于大學精神的解讀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彼呀處煹牡匚惶岣叩綄W校發(fā)展的中心位置，賦予教授在學校發(fā)展政策中的中心位置，為清華大學延聘了一大批國際國內知名的教授來校執(zhí)教，提高了清華大學的教學科研聲譽。70多年過去了，梅貽琦“以人為本”、“以師為本”的觀念，仍然影響著人們對大學的認識。其后，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發(fā)展了對梅貽琦一言的理解，他說大學光有大樓和大師都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大愛。
　　所謂大愛，實際上是大學有一個自由寬容的內部學術環(huán)境，這樣才能留住一流的人才，學校的創(chuàng)新成果才能源源不斷的涌現(xiàn)。但是在一個經(jīng)濟蓬勃發(fā)展、社會文明不斷進步和中國“和平發(fā)展”事業(yè)不斷推進的新時代，大學之“大愛”將會被賦予更豐富的內涵，即學校之于教師寬容的愛、學校之于學生關懷的愛、學校之于社會和國家責任的愛等等；簡言之，大學之“大愛精神”可謂真正的“博愛”精神。唯此才能將師生、學校與國家、社會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實現(xiàn)師生個人的發(fā)展、學校的發(fā)展與社會和國家的進步的統(tǒng)一。
　　“止于至善”與東大精神
　　“大學精神”是一個學校的靈魂，是大學以教育和學術立身的價值目標所在。儒家經(jīng)典《大學》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指明教育的終極目標在于“止于至善”，即通過教育使整個社會達到圣賢所謂“至善”的理想境界。在現(xiàn)今時代，這個“至善”的境界就是以大學學術教育之繁盛為民族國家之繁榮富強而貢獻力量。東南大學以此為校訓，可謂恰如其分。“止于至善”的校訓是對東大105年輝煌發(fā)展歷史的注解，是“東大精神”的精髓所在，是李瑞清、郭秉文、羅家倫等學校老一輩教育家留給東大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chǎn)，使東大歷經(jīng)百余年風雨滄桑而如六朝古松越發(fā)遒勁。
　　以“求真”、“務實”、“創(chuàng)新”、“寬容”、“奉獻”、“團結”感染人、啟發(fā)人；以理工科之“科學嚴謹”輔以“人文與科學精神的共融”，實現(xiàn)“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和“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知識靈魂的創(chuàng)造；以科技推動社會物質生產(chǎn)、以教育創(chuàng)造國家與人民福祉———這是105年歷史中東大前后相繼、與時俱進、可持續(xù)發(fā)展賴以成功的傳統(tǒng)；這也就是東大百年歷史不斷積淀下的“東大精神”的深厚內涵。
　　90年代初我校曾組織過一次對“東大精神”的討論，百年校慶之際師生又從“止于至善”的校訓角度詮釋了對“東大精神”的理解。為了讓師生更好的領悟以“止于至善”為核心價值的“東大精神”，學校組織了新一輪“大學精神東大文化”系列訪談活動，請學校知名教師談自己對于“東大精神”的理解和感悟。被采訪的老師從不同的角度對“東大精神”給出了自己不同的理解。本報將從本期開始登載該系列訪談文章。